民国初期中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接受与传播
时间：2019-11-11 来源：美术研究 作者：张珏,李瑞君 本文字数：5484字摘 要：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清末民初时期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排斥阶段、接纳阶段、传播阶段。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实际上就是“西方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文化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决定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并非只是外来的强加,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选择。这种影响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居住、工作、生活和娱乐建筑的室内环境到人们的行为方式。
关键词： 生活方式; 现代转型; 排斥; 接纳; 传播; 选择;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晚清民初时期发生了巨大转变,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毋庸讳言,西方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优于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这种影响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无不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
最初,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往往以两种方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奢侈豪华、高贵的象征;二,标新立异、玩乐的符号。因此,西方的生活方式最初不是特别被中国人认同,人们只是以一种鄙视、好奇抑或羡慕的复杂眼光看待西方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然而,从最初的排斥到完全接受西方的居习而完成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并没有用很长的时间。
一、排斥阶段
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英国借口“华洋杂居不便”,以《虎门条约》中准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的条款,与清政府拟定了《上海土地章程》,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有了租界。在租界里,西方人修建新现代化的住宅和住居环境(图1),把他们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全盘搬到中国。他们的住宅功能齐全,设施完善,有专门的会客厅、书房、卧室、卫生间、厨房等,有的还有花园、回廊,甚至私家舞厅。住宅的室内环境宽敞明亮,装修华丽(图2)。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全部由海外运来,有钢琴、卫生洁具、电风扇、沙发等,甚至玻璃、地毯、壁纸等装饰材料。
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核心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农业型、内敛型模式和传统格局带来思想上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反应迟钝,对待外来的文化和事物态度保守,甚至排斥。
在晚清,“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是非常仇视外国人。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着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1]因此,旧式文人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洋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有伤风化,为人所不齿。
图1 建于19世纪末的英国乡村风格上海早期花园住宅
图2 石库门住宅中的西式起居室
在对待外来知识的问题上,西方人认为清朝“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清国女孩的脚在幼年时就被人为强制地束缚起来,迫使它们停止生长。而清国男人们的心智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这里的女人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尝试着只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山羊,而这里的男人在现代知识的道路上行走时也如他们的女人一般无能为力。”“而受过中式教育的清朝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须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在北京国子监的大门外面立有一块醒目的标志牌,上面题道:‘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而在这座大门里面的标志牌上则题道:‘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这意味着,在19世纪的大清国,要让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着作而已。”1这样的评论虽然让人心理上难以接受,但从这些旧式文人对待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态度上,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过于保守,依旧生活在故纸堆里。
二、接纳阶段
在饱受洋人军事、政治及经济的侵略之后,而后中国人被强迫接纳西方的新技术、新文化、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和思维方式等,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为中国历史所罕见。
1881年华洋德律风公司在中国上海开始经营电话业务,1883年自来水开始为上海公共租界的用户服务,汽车也于1901年出现在上海。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批新的洋货如电灯、电话(图3)、电风扇等不断输入中国,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二三十年前,民间燃灯均用瓦灯、棉子油或豆油等。光绪季年,皆用煤油洋灯,近间有汽灯。”[3]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先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机会与西方人接触的买办、官僚、富豪、商贾;另一种是妓女。
在这些开埠的城市,最先享受西式生活居习的人,除了洋人之外,就是这些与洋行关系密切的“买办”阶层,以及部分官僚与达官权贵、富人们,他们将原有的居习融入到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对他们来说西方居习显然成为“高等华人”的象征。此外,西式生活居习还被为这些洋人和所谓“高等华人”提供服务的妓女们所接受,成为追求新奇的符号。
“买办”原为中国商号雇用,仅在中外贸易中起到“居间”的作用。及至后来,他们完全受雇于洋人,为洋人服务,成为晚清至民国期间中国特有的一个专门的社会阶层。买办阶层中有些人处处维护洋人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对同胞则行敲诈盘剥之能事;也有些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务实的实业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贡献颇大。正因为他们经常与洋人接触,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早接受西方居住习惯、生活方式和礼仪的中国人,更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推广者。
妓女代表着社会繁华、享乐、新奇但糜烂的一面。作为依附于社会边缘而生存的一个群体,妓女这一形象及位置恰好符合了当时抱有传统世界观的晚清人企图对洋货及洋文化进行“编排”的形象。这个现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逃避现实的一种畸形表象。妓女的形象经常与城市的西洋式公共设施与西洋器物联系在一起,例如洋房、弹子球房、西洋敞篷马车、汽车、电话、街灯、西餐馆、咖啡厅、舞厅、电影院等等。妓女也常常以这些外来物来树立自己所属群体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的形象。
图3 晚清时期的电话机
不论作为有钱人奢华玩乐生活的象征,还是作为如妓女们标奇立异的符号,西方的城市环境、建筑物、设施、家具、电器以及其他各种器物,还有它们所营造出来的居习和生活方式,已完全被复制到上海及其他开埠城市(如天津、武汉、广州等)。
在徐君、杨海所着《妓女史》一书中,曾转引小说《续海上繁华梦》三集第三十三回中的描述:“看房内陈设一切半中半西,甚是精致:靠壁四张红木交椅,两张红木茶几,中间一张红木方桌;靠窗是一只红木洋式写字台,一只红木螺丝旋转圆椅。写字台上供着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栽着两株外国水仙,尚未着花,那叶子却青葱可爱。写字台的两旁,四张柚木洋椅,横里头是一只柚木沙发;壁上边一面大着衣镜,正对外国双人大铜床,床上边的菜花铜梗擦抹得金光耀目。床前一只红木外国式妆台,台上摆着一只时钟,又是两个外国花瓶,瓶内插的是两枝罄口腊梅,可惜已开泛了,并无香韵。妆台边的壁上挂着一帧贾第的时装放大小照,衣饰布景俱用绸绉制成,乃春生轩新发明的。交椅边的壁上悬着四幅裸体美人,用红木框镶着。”[4]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居住的空间环境已经发生的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也可见一斑。
在沿海城市和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人们感受到了西方起居生活环境的便利、卫生和舒适,慢慢适应和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居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居习也逐渐地被普通大众所接受,他们的生活慢慢被西化(现代化)而变得中西合璧。
清末,广东侨乡开平的碉楼建设规模达到高峰,随着碉楼功能的改变、样式的增多和营造技术的进步,侨民根据自己的财力建造能满足自己最大需求的碉楼,比较有钱的华侨人家的碉楼更加讲究居住的宽敞舒适,使用了先进的生活设施。规模比较大的碉楼,造型比较复杂,内部房间宽敞,卧室、书房、卫生间、厨房等功能用房齐全,有的碉楼还装有供水系统和消防系统(图4、图5)。
上海的里弄住宅发展到“新式石库门”,也已经安装当时比较先进的冲水卫生设备,发展到“新式里弄”住宅时,已经具备齐全的水、电、卫生等设备,有些住宅还安装有煤气、自来水和取暖设备及设施,这些都极大改善了居住建筑的卫生条件,提高了舒适度。
三、传播阶段
到了民国初年,在上海这些开埠城市的很多高档住宅中,集中式的取暖系统代替了原有的火炉、火盆。烧煤的锅炉被置于专门的房间或地下室,可以通过管道和暖气片使室内空间升温;电灯取代了传统的煤油照明方式;而自来水、抽水马桶、浴缸等现代卫生、盥洗设施的出现,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图6、图7)。在租借区内租住的中国居民从中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物质生活方面的便利。《时事新报》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中国人对“洋房”的喜爱,“上海尚有一种风尚,亦是为华人趋好洋式住宅之佑证者,如各商家之店东,各洋行之员司书记,各学校之学生等,每有招聚同伴若干人定期合开大旅馆之房间者,或一周一次,或半月一次,届时宾朋咸集,连床夜话,兴会淋漓,彻旦不去,……其所以趋之若鹜,亦以各大旅馆全属洋式设备,并有冷热水管,使溽暑严冬,咸感舒适,因此辈朋伴,多半住居于旧式住宅,然其倾慕洋房之心里,固人同此心也。”[5]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心态,以新为美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石材、玻璃、地毯、浴缸、抽水马桶以及新式家具的出现,使得中国传统室内某些重要的元素逐渐过时,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来评价室内的装修与陈设。
沿海城市在经济文化和习俗上的快速变迁和发展,必然对内地城市产生强烈的辐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沿海城市由于与西方国家接触比较深入和全面,因此很快学习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往往得风气之先,在消纳和消化后自然会迅速向内地传播。尤其是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上,对中国内地的影响非常大。1899年,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开创人内藤湖南到中国北方游历,在北京去往张家口途中的南口小镇见到南口旅店竟然也有西洋式浴盆,感到十分惊讶。2由此足见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在中国开埠城市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从马车、汽车,到酒店、银行、酒吧、咖啡馆、电影院、照相馆,再到时装、金丝边眼镜、怀表、化妆品。由1865年煤气灯的出现,到1927年第一间电影院的开幕,在清末民初数十年间,发展十分迅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批新的洋货如电话、电风扇、电暖炉、电梯、浴盆、马桶等物品不断输入中国,有些东西进入到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中国人数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室内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也完成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
图4 广东开平碉楼
图5 广东开平碉楼内景
结语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文化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决定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并非只是外来的强加,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选择,尤其是代表着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在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6 广西庐山早期兴建别墅的卫生间
图7 广西庐山早期兴建别墅的卫生间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依其产生来源,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由传统士大夫营垒中分化而成的,另一类则基本上由新的资本主义文化培育而成的。3
第一类知识分子,早年完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之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但过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始终是滞缓他们前进步伐的历史负担。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温和,在思想深处与旧文化藕断丝连。因此,他们虽然能够接受卫生、便利、舒适的西方生活方式,但是是有条件地吸纳,而不是彻底西化。
第二类知识分子,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新文化教育,他们或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式学堂,或远赴重洋,负笈异邦,用新的文化构架组建自己的知识系统。一般来说,他们较少受到传统文化的羁绊,对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较为深刻,更容易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习俗和礼仪。
正如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4这些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借助外来的力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逐渐构建起新的文化体系,为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现代转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写道:“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两种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与现代的物质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5由此可见,经过一个从盲目追从到主动扬弃的过程,中国人在对待生活方式的文化选择和接纳上已经非常成熟,已经能够从容地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无不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居住、工作、生活和娱乐建筑的室内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
[1]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3]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林永匡：《民国居住文化通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2同上，第94页。
3林永匡：《民国居住文化通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4徐君、杨海：《妓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5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9页。
6楼宇烈主编、刘勇强副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7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4-765页。
8[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张源、顾思兼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9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华艺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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